安泰证券 “纪录剧情片” ｜我和妻子在房间里等待“轰炸”

本文转自：良介文化世界电影节

出品：良介文化

策划：

监制：戴君良

策展：Jeanne Chang

统筹：钟荔俪

技术部：安玮玥

嘉宾：康宁、

萨米尔·西里亚尼（黎巴嫩）

文稿整理：师睿婕

排版：桂华梓

校对：平瑶彩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海报

|展映影片|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

（What If They Bomb Here Tonight?）

影片字幕：中/英文

影片时长：17分钟

语言：黎巴嫩语/阿拉伯方言

第47届克莱蒙费朗国际短片电影节

国际竞赛影片

|影片简介|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讲述了一对黎巴嫩夫妇在一个不眠之夜中的处境。他们担心以色列空袭可能随时摧毁家中玻璃墙，在孩子安然入睡的同时，夫妻二人在“离开”与“留下”之间反复权衡，面对未知的威胁与现实的困境。

| 嘉宾介绍 |

康宁

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艺术学院媒体艺术硕士、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硕士。世界电影节平台国际合作总监。

萨米尔·西里亚尼（黎巴嫩）

萨米尔·西里亚尼（Samir Syriani）是一位黎巴嫩导演与编剧，擅长以鲜明的影像风格结合现实处境展开叙事。他毕业于电影专业并获得全额奖学金，其学生作品《通往巴勒贝克》曾入选多个国际影展。此后，他活跃于音乐影像与商业制作领域，多次获得最佳音乐录像带奖项。其短片《接触》在第49届坦佩雷电影节完成国际首映并获得多项奖项及全球展映。《如果今晚这里被轰炸？》由其执导、联合编剧并出演，入选第47届克莱蒙费朗国际短片电影节（2025）。除创作外，他亦任大学教师，并长期指导青年创作者。

+访谈摘录

康宁：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：既然我们从你的导演声明中了解到，这部电影是基于你的个人经历拍摄的，你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？当时你和你的家人正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？

萨米尔：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和真实故事改编的。你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切，我的妻子、孩子们，都是我真实的家人；还有那所房子和卧室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和卧室。

从地理位置上说，我们住在所谓的“安全区”，并不是大规模轰炸发生的中心地带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仍24小时生活在战斗机和无人机的轰鸣声中。每天晚上，我们都能清晰地听到爆炸声。

因为我们以前就经历过这种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，有时候他们的打击目标非常分散，会针对特定的某些人，而这些目标可能就在我们附近，就像2006年发生的那样。2006年的时候，我父母家的玻璃就因为附近的空袭全部被震碎掉落了。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剧照

所以有一天晚上，我正躺在床上，盯着我的头顶看。我看着那些玻璃，当初装修时装这些玻璃只是因为我喜欢光线，我希望阳光能透进屋子，我想要漂亮的装饰。原本看起来如此美好、漂亮的东西，在那一刻却成了我的噩梦。我天生是个极其焦虑的人，所以我直接叫醒了妻子，问她：“我们为什么要在那儿装块玻璃？为什么要把它装在我们头顶上？”

这就是一切真正开始的地方。第二天，我就对她说：“咱们拍部电影吧。”于是我们写出了剧本。其实也不算“写”，我们只是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复述了一遍。所以，我们只花了20分钟就定下了电影的结构，因为这全都是我们的亲身经历。

康宁：影片中究竟有多少内容是直接取自现实生活的经验，又有多少是经过电影创作的艺术加工或转化的？

萨米尔：这就是电影制作最妙的地方，电影就是讲故事，而这些故事是通过影像构建出来的。就我的情况而言，这部电影呈现了一个影像，一个真实的影像，让我能够把它传递给全世界。

我想把这个问题扩展到另一个层面。现在的媒体总是只展示毁灭、展示黎巴嫩贫困的一面、展示战乱中的底层穷人，展示各种暴力。这是媒体“想要”看到的画面。但是，他们忘了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。这场危机并不是只影响某一个阶层，它影响了我们所有人。而且，这部电影是在战争期间拍摄的。当我们拍摄时，耳边就能听到真实的声音，爆炸声、飞机声。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停止拍摄，仅仅是因为我们变得极度焦虑和紧张。

所以，这部电影是非常真实的。虽然它被归类为“虚构剧情片”，但对我来说，因为我和妻子亲自出演，就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，和我们的孩子、朋友一起拍。它其实更像是一部纪录片，或者说是“纪录剧情片”。

我认为把这个故事传递出去、让人们看到它，对我来说至关重要。电影就是这样一种表达自我、表达内心感受的艺术。

当然，比起那些失去了房子、生命或挚爱的人，我只是承受这种“焦虑”，已经算是幸运的了。但电影对我来说，绝对是一种表达情感和焦虑的方式，它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疗愈。随着这部电影在各大电影节巡展，我觉得我至少尽了一份力，让世界看到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以及我们正在经历、且仍在经历的一切。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剧照

康宁：你认为，让你真实的家人参与进来，尤其是在大银幕上塑造你们自己的婚姻生活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

萨米尔：其实困难的地方反而在某些时刻变得很容易。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“演”，我们能瞬间理解角色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样子。

我是一个极度焦虑的人。而我的妻子娜丁，她是一名脱口秀演员，她非常毒舌、爱讽刺，这就是她的“防御机制”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她都会用幽默去化解，而不是陷入某种戏剧化的情绪里。哪怕发生了很可怕的事，她在电话里也能随口甩出一个笑话。

对我来说，最难的部分其实是表演本身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演戏。

但我必须参演这部电影。难点在于，我得学会“放手”，我得忘掉自己是个导演，专注于当下的角色。但有时候娜丁在说词，我听着听着就忘了自己正跟她在同一个镜头里，我竟然开始给她讲戏：“不不，别那么说，我觉得你应该……”。她就会怼我：“萨米尔，这是我的角色，你凭什么教我怎么演？”

刚开始的时候，这种“导演与女演员”的关系确实挺怪的，因为我们是在现实场景里演我们现实中的角色。但只要是认识我们的朋友和同事都非常喜欢我们表演的段落，因为这就是我们最真实的样子。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剧照

康宁：我特别喜欢那句台词：“为什么你只有在晚上才焦虑？”，每次看都会笑。

萨米尔：关于那个笑点……事实上，我不仅在晚上焦虑，我对任何事情都焦虑。不只是战争，孩子去上学我焦虑，没食物了、没工作了、甚至发生地震了……任何琐碎的小事都能让我焦虑。

所以，我最难克服的就是在表演时不去想导演的事。事实上，第一晚拍完后，我把所有的素材全删了。因为我当时太紧绷、太刻意了，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移动我的身体，一直在出汗。后来我告诉自己：放松，信任我的摄影师，信任我自己，因为我们演的就是自己。

康宁：那件“Green Day”的T恤是从哪来的？那是你自己的衣服吗？

萨米尔：关于那件T恤……其实那是娜丁买给我的。她平时就很喜欢开我的玩笑，因为我这人性格有点“抓马”，在生活中比较消极。她有一天买回这件衣服说：“看，这衣服反映了你的灵魂。”她其实是在取笑我，因为那衣服风格跟我完全不搭，我平时绝对不会穿。

但在我们要开拍的时候，她提议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穿这件T恤呢？” 这会让一切显得更笨拙、更荒谬。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剧照

康宁：我们通常认为阿拉伯妻子是对丈夫百依百顺的，她们只是倾听并服从丈夫的每一个要求。但娜丁非常特别，但是像你说的，因为她是脱口秀演员，所以一切都解释得通了，台词里到处都是“梗”。比如，在第三世界的国家做着第一世界的房屋装修这种台词，听起来既荒诞又令人不安，这种表达方式一点也不温婉，更像是一种尖锐的警示。我想问你，当你写剧本或进行电影创作时，你是否自觉地思考过性别问题？思考过你家里的这种权力关系？

萨米尔：我完全理解你所说的关于阿拉伯世界婚姻和“妻子服从丈夫”的典型想象。但在黎巴嫩，情况不太一样，这里非常不同。黎巴嫩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国家，女性拥有权利。

但即便是在黎巴嫩，我们两人的关系也确实很特殊。因为我并不害怕展现我的焦虑和恐惧。

在我们的关系里，我是感性、情绪化的那一个，而娜丁是强悍的那一个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总是第一个被吓坏的人。我会先陷入恐慌，然后才试着用逻辑思维去处理事情。电影结尾也展现了这一点：当她开始变得焦虑时，我反而重新理清了思绪，安抚她说：“没事的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”

回到你说的婚姻话题。黎巴嫩可能确实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同。尤其是这里宗教多样，有基督徒、穆斯林、德鲁兹派等等，这种多样性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氛围。但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，因为我们的关系确实打破了那种刻板印象。

康宁：这是来自我们观众的第一个提问。大家真的很担心你的安全。电影里提到，你和你父亲讨论过你们居住的地方，那是一个基督徒聚居区。你说过，人们觉得他们不会轰炸基督徒社区。所以，我们的观众想知道：这种“安全”真的可能吗？会不会有一天基督徒社区也遭到轰炸？

萨米尔：作为一个黎巴嫩人，首先要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。因为当我们拍摄这部电影时，我父亲看到这一幕，他又把那句话说了一遍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基督徒看起来形象这么糟糕？”。但事实是，这就是以色列现在的策略，这和以前的战争完全不同。

他们试图做的是：制造黎巴嫩人民内部的冲突。他们开始宣称：“我们不是在和黎巴嫩开战，我们只是在和特定的党派开战，也就是真主党。所以我们不会轰炸其他人。”

但结果是，南部有超过2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。他们去哪儿呢？他们来到了我们这一侧（基督徒区）。于是，以色列开始针对这些区域内的人，声称我们的社区里藏有军事人员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基督徒就开始和穆斯林之间产生冲突。

这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。这是另一种层面的战略计划，为了让局势变得更加艰难，同时也更加恐怖。所以在一开始，会有一些极端的基督徒说：“别担心，他们不会炸我们的，我们这儿很安全。”但事实是，轰炸真的发生了。就在一个月前，距离我家只有两条街的地方。当时美军拦截了两枚导弹，碎片就掉在我们家门口，掉在我们的社区里。所以，现在我们一点也不安全。我们绝对不安全。我个人绝不相信以色列会“不伤害我们”或者“对我们友善”。我们记得他们以前做过什么。我不认为战争会以一个好的结果收场。所以，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们不安全，一点也不。

康宁：听到这些很遗憾，真的很难过。

萨米尔：我希望我解释清楚了，因为这确实很复杂，外界可能很难理解。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，只有400万人口。黎巴嫩只有一万平方公里。在这么一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里，竟然并存着如此多的冲突，这真的很荒谬。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剧照

康宁：萨米尔，我知道这部电影是以战争和轰炸为背景的，但“钱”这个话题却在片中反复出现。特别是娜丁有一句台词提到：“我们以前有钱的时候，把这房子装修得这么漂亮。”你反复在不同场景提到钱，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在如此极端的生存语境下，你选择不断回到“钱”这个问题上？

萨米尔：还记得我说过我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吗？这也是我性格的一部分。因为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，娜丁也是。我们没有那种极其稳定的固定收入。我们经历的情况是：每次我们觉得生活要好转了、工作要稳定下来了，另一个灾难就会降临并摧毁一切。

所以我们总是处于“没钱了”的恐惧中。这种恐惧和焦虑其实源于一次创伤性经历。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，2019年黎巴嫩经历了全球最严重的通货膨胀。我们失去了积蓄。银行锁死了我们所有的钱。我们无法从银行取回存款，我们失去了所有的积蓄。这就是为什么“钱”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，因为我们再也不把钱存进银行了。

康宁：如果你不把钱存进银行，你把它们放哪儿？

萨米尔：我们就放在抽屉里，或者保险柜里。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钱，但无论赚到多少报酬，我们都不会放进银行，因为我们不再信任银行系统了。

像我父母、娜丁的父母那一辈人，我们是在“为了养老必须存钱”的观念下长大的。但他们失去了一切。有些人损失了数百万美元，有些人损失了几千，无论你有多少，只要在银行里，就全没了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账面上有1000美元，你最后提现出来的购买力可能只值2美元。所以钱的问题变得非常复杂。

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麻烦不断：先是经济危机和全球最高的通胀，接着2020年中，你可能知道，贝鲁特港口大爆炸，那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非核爆炸之一，摧毁了半个城市。接着就是这一场接一场的战争。

康宁：那在2019年的时候，你们已经结婚了吗？

萨米尔：是的，我们2018年结婚。当时我们刚买下这套房子开始装修，那时房子还没完工。装修到一半，危机就爆发了。我们不得不停下来。直到2021年我们才搬进这所房子。停工是因为没钱了，钱都在银行里取不出来。这就是真实发生的情况。后来我们又继续努力工作，生存了下来，并学着去适应。我们告诉自己：好吧，那些钱没了，让我们从头再来。这也是所有黎巴嫩人的现状。

康宁：作为一个像你这样极度焦虑的人，我简直无法想象你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并重新开始的。哪怕是平时不怎么焦虑的人，面对银行存款化为乌有，也会感到极端恐惧。更何况你是一个“到了晚上就会焦虑”的人。

萨米尔：我很庆幸我和娜丁还有成功的事业，还能继续工作。但当我看到我那抑郁的父亲，看到娜丁的妈妈，看到这整整一代人，他们工作了一辈子，省吃俭用把钱存进银行，什么都舍不得给自己买，只为了攒点养老钱，结果却失去了一切。你如何能轻飘飘地告诉他们“没关系，咱们重新开始”？他们做不到，他们老了，他们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对我们年轻人来说，这还不是世界末日。我们要为了孩子、为了父母保持坚强。如果我们向生活投降，那就真的完了。我不想把这说得很诗意，但现实是：黎巴嫩90%以上的人口都在服用抗焦虑药、抗抑郁药或在接受心理治疗。但正如我所说，我们正在适应，我们也只能依靠希望来熬过这些苦难。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剧照

康宁：我们换个话题，聊聊电视。电视在电影中出现了多次，为什么它对你来说是一个如此核心的元素？特别是片中有一个很长的镜头：画面里有两架带有红点的飞机飞向某个地方，然后你缓慢地推进缩放镜头，背景音里提到了一些模糊的地名。我想问，这是真实的影像素材吗？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认为这个瞬间如此重要，一定要把它放进电影里？

萨米尔：我很喜欢这个问题。因为可能只有黎巴嫩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电视在那段时期有多重要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情况反而变得越来越荒诞。这场战争最荒谬的地方在于：它是被全程直播的。

无论白天还是深夜，一天24小时，你只要打开电视，就能看到直播。阿拉伯世界所有的电视台都把摄像机架在屋顶上，镜头对着城市，就这样开着直播。他们在那儿守着，等待导弹落下或空袭发生，好记录下爆炸和城市被摧毁的瞬间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

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电影里看到电视机从来不关，因为它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去吃饭，吃完晚饭坐在电视机前，那不是在看“新闻”，我们是在看这种“死亡直播”，等着看他们这次又炸了哪儿。电影里的画面是真实的，那是贝鲁特被轰炸最严重的地区，叫达希耶（Dahiyeh），是什叶派聚集区，也是他们针对的目标。

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：有时候我们其实听不到爆炸声，我们只是先听到头顶玻璃震动的声音。只要一听到那种震颤，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空袭。于是我们立刻打开电视，等着看炸到了哪里。

所以电视确实是我们生活的一大部分，但这同时极其荒诞，你就坐在那儿看着导弹飞向哪里，看着哪栋楼被炸了，看着伤亡人数，看着谁死了……这些全都在电视上直播。所以电影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电视一直开着，播放着不同的素材，这些全都是真实的实时画面。关于那个镜头，就是我们推进镜头、放大电视画面的那个特写。那个镜头我没法拍两条一模一样的，因为画面里的直播是转瞬即逝的。我记得我拍了五次，每一次电视里的画面都不一样。我特意把镜头推得很深，让画面变得充满颗粒感，变得模糊。

其实，我并不想在电影里直观地展示爆炸本身，那一向不是我的意图。我真正想让观众，尤其是那些非阿拉伯、非黎巴嫩的外国观众，去感受的是那种“重量”。那种“他们要炸了，不，还没炸，快炸了”的窒息感。

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：等啊等，等他们袭击，等停火协议，等他们今晚能不能对我们“仁慈”一点，让我们睡个好觉。我希望通过这个镜头，让大家体验到我们经历中这种漫长而荒诞的等待。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剧照

康宁：萨米尔，这部电影里有很多关于美术设计的巧思。那些细节看起来像是你刻意布置在场景中，用来辅助叙事的，比如墙上的画，还有孩子卧室里那个像童话王国一样的灯光。所以我想问，你能聊聊这些视觉设计和细节背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吗？

萨米尔：关于头顶那幅画，这事儿挺怪的，因为所有人都在问我那幅画，还有那件Green Day的T恤。但说实话，那是我们真实的卧室，画也一直挂在那儿，我们根本没做任何美术指导（置景）。

我们唯一真正考虑过的“美术设计”或者说服装道具，就是那件Green Day的T恤。我们觉得，也许这件T恤能起到一种暗示作用，在窗外的战火与屋内的生活、以及所有的情绪波动之间，形成一种非常奇妙的反差。外面在打仗，我身上却写着“GreenDay”，尤其上面还有花朵。当你耳朵里听着爆炸声，看着我因为焦虑而坐立不安，身上却穿着这么一件衣服，这显得既荒谬又讽刺。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信号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暗示。

而且我特别想提的一点是，这件T恤非常现代。我们的房子也很现代。我觉得这部电影做得很好的一点是，这也是我听到的国外观众的反馈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住着这样的房子。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住在沙漠里或者帐篷里类似的地方。但事实上，我们有非常漂亮的公寓。这种展示现代、或者说中产阶级夫妇面对战争的方式，是前所未有的。

你看不见硝烟，但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。我们不想显得虚伪，那种明明没住在废墟里，却非要装作在经历那种肉体毁灭式的战争。我们展现的是真实的心理困境和精神健康问题。

我觉得美术设计这部分最让我自豪的，是它让这部电影拉近了与国外观众的距离。它让他们意识到：“原来你们和我们一样。”

这让他们会由衷地感慨：“真抱歉你们要经历这种处境。”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这让它区别于所有来自我们国家的其他战争片。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剧照

康宁：是的，如果有人还觉得黎巴嫩人都住在沙漠里，或者像你说的住在帐篷里，他们可能会觉得“哦，在那儿打仗、每天被炸、飞机轰鸣”是很遥远的事。但正如你所展现的，大家都在现代社会里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，这种背景下的战争反而让人觉得更加恐怖。因为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，都可能面临和萨米尔、娜丁一模一样的问题。这让距离感消失了，却也更让人不寒而栗。

萨米尔：是的。我有很多穆斯林朋友，我儿时的玩伴就是穆斯林，我们在工作中关系非常紧密。我们新一代人之间其实并没有那种关于内战之类的隔阂。

所以电影拍完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虚伪的旁观者，我把电影发给了几位特定的朋友。他们中有人失去了房子，有的朋友失去了兄弟。我想看看他们的反应。我还把它发给了黎巴嫩一位非常有名的记者。她看完后给我回了电话，她说：“你同样也经历了这场战争。即便你没有受伤、没有被炸毁房屋、没有失去家园，但我很遗憾，你的精神状态（心理健康）被摧毁了。”

她还说，这种表达很好，让我们意识到大家都在共同经历这一切，没有人是孤独的。她的这些话对我来说意义重大，这让我们明白，我们都处在同一把伞下，面对着共同的敌人。

康宁：萨米尔，虽然这部电影只有17分钟，但它的“三幕式结构”非常清晰。我觉得音乐在塑造故事和结构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虽然配乐极其克制，乐器也很简单，但它确实精准地引导了每一次情感转折。你能聊聊音乐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吗？

萨米尔：实际上，我们在剪辑之前就把音乐做好了。作曲家先读了剧本，我记得就在我拍完戏的第二天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我说：“听着，这种感觉是很粗砺的，但同时又是极简的，就像‘砰’的一声。”我开始给他比划这种声音：“砰、砰、砰。”他说：“行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等我拿点东西给你看。”

然后他把这种感觉发挥到了极致。他买了一个玻璃瓶，把它打碎，然后拿着一块碎玻璃，撬开钢琴后盖，直接用玻璃片去拨弄里面的琴弦。

那声音完全不是在电脑软件上合成的。他真的就是拿了个麦克风放在那儿实录。他录了三个音符，实验了一段大约一分钟长的、带有某种反节律感的素材，然后发给了我。那时候我们甚至还没开始剪辑。

我一听就说：“太完美了！等我剪片子的时候一定要试试。”后来我们开始剪辑，把这段音乐往画面上一放，那种效果简直疯了。

我立刻又给他打电话说：“绝了，这就是我要的！”他却说：“好吧，但我得重录一遍，刚才那个音质不太好。”我说：“行，你录吧。”结果他重录发给我之后，我反而不喜欢了。因为重录的版本听起来太干净、音质太好了。它失去了一些情感，失去了第一次录音时那种自发的、生猛的瞬间。所以我坚持要用初稿，哪怕音质没那么好。最后电影里用的就是第一天录的素材。

另外，这位作曲家同时也负责全片的音效设计，他是黎巴嫩最顶尖的音效师之一，也是我的挚友。电影里那些飞机、轰炸和无人机的声音，全都是为了这部电影在我们居住的区域实地录制的。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剧照

他连续做了八个晚上的现场录音装置。他在阳台放了一个麦克风，厨房放一个，卧室放一个，客厅放一个。他甚至在窗户玻璃上贴了微型麦克风，专门为了捕捉玻璃的震动。他就在那儿守了整整八个晚上，记录下每一次爆炸声。他做得太棒了，你可能会觉得电影里的飞机和无人机声音有些夸张，但在现实中完全不是。现实里的声音甚至更明显、更刺耳。我们为了观影体验还稍微调低了一点。那种感觉就像一直有什么东西在你耳边嗡嗡作响，挥之不去。

这也是我们战争期间的真实生活：无人机的声音永远在那儿。你会因为这种声音而发疯，你脑子里除了那个声音什么都听不见。你知道有人正在俯瞰着你，你会不由自主地分析：“好吧，也许他们下一步就要炸我们附近了。”但你根本不知道这声音到底是从哪个方位传来的。

康宁：因为你看不见它，所以那种声音才更吓人。所以作曲家是真的用碎玻璃去拨弄、弹拨钢琴的琴弦？

萨米尔：是的，他就像这样去拨动琴弦。这挺难的，因为他手伸进钢琴内部其实很难精准地够到某根弦。他只能凭听觉去试，把手塞进那一堆复杂的构造里。所以他其实也看不清自己到底弹到了哪儿。他说他可以用任何东西来拨，但他觉得用玻璃更有意义。哪怕观众并不知道这背后的细节，但对他来说，因为我们整部电影都在讨论“头顶的玻璃”，所以他希望玻璃也成为音乐创作中的核心元素。

康宁：很有想象力。结尾我觉得非常荒诞，但又极其令人心碎：玻璃上贴着十字交叉的胶带，你们已经不在画面里了，背景音只有风声、婴儿的哭声和各种杂音。这个结尾是剧本里写好的，还是拍摄过程中灵光现现的改动？

萨米尔：其实，就像我之前提到的，关于“贴胶带”这件事，初稿剧本里压根没有。

当我决定拍这部电影并告诉周围人时，我正和父亲坐在一起。我说：“我觉得卧室顶上的玻璃是个威胁，也许该拆了它。”我父亲却说：“为什么要拆？1982年我们在贝鲁特生活时，大家都会在窗户上贴满这种封箱胶带。”他解释说，如果附近发生爆炸，胶带能兜住碎玻璃，不让它直接掉下来伤人。

所以，我特意在片中加入了我给父亲打的那通电话，就是为了引出这句台词。这其实是一个隐喻：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场战争，却依然在重复同样的事情。这种“历史的循环”已经持续了70年。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剧照

至于最后一幕，原计划是让我们的女儿走进卧室问：“妈妈，你们在做什么？”娜丁会回答：“我们在做装饰。”女儿问为什么，娜丁会说：“妈妈正试着用胶带打败坏人。”

但拍摄那天发生了一些意外，进展很不顺。而且当时已经深夜，大家都筋疲力尽了。我开始对自己怀疑：这个结尾是不是太刻意了？我不想强行煽情。于是我说：“算了，切掉这一段。”

既然一切矛盾都始于这块玻璃，那就让它终结于这块玻璃。只留下背景里女儿呼唤我们的声音。比起让她出镜说出那些“可爱”的台词，只听到声音反而更让人焦虑，也不会让结尾显得过于滑稽或戏谑。就像观众在电影节上告诉我的：“我本来在笑，但这处境太荒谬了，荒谬到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该不该笑。”我们该笑吗？这种局面非常荒谬，也有幽默感。但与此同时，人们正在死去，可能死于这块玻璃，也可能死于战争本身。

《假如他们今晚轰炸这里？》剧照

康宁：你拍这部电影用了多久？

萨米尔：三个晚上。

康宁：为什么你不想再加一个晚上，按照原计划拍那个有女儿台词的结尾呢？

萨米尔：首先，因为我没钱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当我拍到现在的结尾时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结尾。最开始我想让孩子进卧室，但我内心一直有顾虑。娜丁当时说“咱们就这样拍吧，让孩子出现在结尾很好，能让大家看到下一代也要经历这种创伤”。

但我认为这种创伤在整部电影里已经很明显了。所以，也许如果我们有钱再拍一个晚上，我可能会尝试原剧本的结尾。也许吧。

康宁：你是如何进入电影世界的，又是如何开始拍你自己的电影的？

萨米尔：老实说，我以前想当一名律师。

康宁：因为你太焦虑了，所以不去当律师转行了？

萨米尔：真的是这样。我真的想当律师。后来我在大学里走动，看到了这个非常酷的系，我问这是什么系，他们说是视听艺术，也就是电影。我觉得那儿的人太酷了，所以我没去参加律师的入学考试，我去参加了电影系的考试，被录取了。毕业后，我其实是从音乐录影带（MV）导演开始做的。我为中东一位非常有名的艺术家拍了第一支MV，然后就火了。

在那之后，我在中东的MV领域开始变得小有名气，我开始给阿拉伯的大明星拍片，然后开始拍广告。

所以我转型了一点，我只挑那些想拍好MV的优秀艺术家合作，并为中东的大品牌拍了很多广告。在2016年我读了硕士学位，拍了另一部电影。从2016年到2024年中旬，在战争爆发前，我一直没拍过电影。我当时太专注于赚钱、拍广告和MV了。直到我说：“我需要找回我的热情和我的‘氧气’。”这就是我为什么拍了这部电影。

我们用了5000美元拍了这部片子。整个团队都是在帮我的忙，我们只支付了器材费，比如相机、灯光和团队的伙食费。我们在自己家里拍的。现在我正在写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。所以现在，我在商业广告和“乐趣”（电影）之间寻找平衡。

康宁：是的。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机会邀请到来自黎巴嫩的电影人，所以我非常想问：在黎巴嫩作为一个电影人工作和生存，现实情况是怎样的？

萨米尔：这取决于你在哪个部门。目前来说，因为很多原因，这非常、非常困难。首先，黎巴嫩是个很小的国家，我们没有足够的受众。即使全黎巴嫩人都进电影院看电影，你也收不回成本。而且我们的政府，他们根本不在乎，他们不承认我们，也不提供任何资金支持。

所以我们最后总是要出国，去国外寻找资金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拍了一部剧情长片叫《悲伤而美丽的世界》，她花了六年时间寻找资金才得以开拍。当我带着电影去这么多国家旅行，讨论预算时，我说这部片子花了我5000美元，他们都不理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。如果你想靠拍独立艺术电影谋生，你根本拿不到报酬。独立艺术家生活很艰难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并不都是那么欣赏艺术，毕竟国家太小。所以我们尽量向海外拓展，去混搭不同的文化。比如我想拿法国的资助，我就得加入一些法国的元素。

《何以为家》海报

康宁：萨米尔，在黎巴嫩什么样的电影能赚大钱，或者说能拿到很高的票房？你们能看到好莱坞电影吗？

萨米尔：能看到，当然能看到。但我认为现在的电影业，人们去电影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，大家现在更倾向于看电视上的流媒体平台。所以我觉得，这也是现状的一部分，也许有些电影人会选择把他们的电影放在这些平台上放映，他们更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拿到报酬并进行传播，这样人们在到处都能看到。不过，我们也有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，一位非常著名的导演叫娜丁·拉巴基（Nadine Labaki），我想她在七年前上映了她的上一部电影，叫《何以为家》，这部电影非常轰动。在中国也上映了。但是，要说能通过拍黎巴嫩电影赚到很多很多钱的人，通常需要拍成系列剧，而且在拍剧的时候，如果不是黎巴嫩、叙利亚或埃及的混拍，也必须把这些拥有庞大受众的大国牵扯进来，否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难，因为正如我所说，我们国家的人口非常少。我们没有庞大的受众，但我们依然在努力。

我想对于娜丁·拉巴基来说，她凭借《何以为家》在戛纳获了奖。那是非常巨大的认可。

之前她还拍过另外两部电影，是和法国发行公司百代（Pathé）合作的。所以她确实做到了能靠黎巴嫩电影赚到钱。那部电影上映时撞上了一些高投资的商业大片，比如《美国队长》之类的，但它在中国的票房榜上排到了第一名。所以我认为他们赚了很多钱，但不幸的是，钱都被制片人拿走了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们确实做成了一笔大生意。

+导演之选

书：《折枝》（Twig）/ 尼克·谢尔（Nick Shell）。

电影：《乡愁》（Nostalghia）/ 安德烈·塔可夫斯基（Andrei Tarkovsky）

近期电影：《情感价值》（Sentimental Value）/ 约阿希姆·提尔（Joachim Trier），我不确定你有没有看过，它也入围了奥斯卡。

音乐：Radiohead的《莲花》（Lotus Flower）